◎張馨文、黃詠光
三峽大壩的工程，淹沒了上千個城鎮鄉村，造成一百多萬人民必須遷離家園，是世界最大規模的非自願遷移移民，當中包括許多貧窮的地區。原本安置計畫以就地後靠或就近搬遷為主，然而水庫淹沒了大量耕地，庫區人多地少，環境與經濟嚴重惡化，因此政府又安排數十萬農村人口外遷至其他省分生活。而地方政府與幹部嚴重的腐敗與資金挪用，更使得生計受到破壞的農村問題惡化，爆發了大大小小的抗爭。
這是影片的背景。然而，這部紀錄片不是宏大客觀的敘事，而是一幅細膩的人物肖像：秉愛，是貧窮的農村婦女，導演馮艷在三峽庫區與她相遇。她形容秉愛：「是一位傳統的女性。她勤懇耐勞，重情義講信義，為家庭和孩子默默地付出…但同時，中國傳統女性身上所沒有的東西她也有。那就是和命運抗爭的那份自信」。這部影片，沒有人民集體反抗的那份激動，卻有秉愛小小眼睛裡流露出的聰慧與靈氣，舉手投足間，看見她屬於勞動者的力量。
對導演馮豔來說，社會是由每一個具體的人組成的，透過對這些對個人經驗和生活的厚實深刻的描述，歷史與社會的縱橫輻奏才在我們眼前浮現。
小川紳介vs馮豔
1993年，在日本留學的馮豔與朋友參加山形電影節，她「與小川紳介的電影相遇，一下被紀錄片的現實力量給擊倒了」。
1968年的日本，小川紳介帶著一組年輕人去三里塚，紀錄農民抵抗因建設成田機場而遷移的反對運動。他們待了六年，留下知名的《三里塚系列》。小川也逐漸省思將抗爭的主題轉向細膩的紀錄在現代化過程中被擠壓即將消亡的農村，與農民的生活與內心世界。而後，七零年代小川帶著攝制組去了日本最貧窮的山形縣牧野村，他們租下稻田自食其力，與村民一同生活勞動一邊拍片，二、三十人的生活如同小型公社。小川及其跟隨者引領的七、八零年代日本左派紀錄片運動，也在山形開始了亞洲獨立製片者的連結。
深受震撼的馮艷，以一年時間翻譯了小川的《收割電影》；1994年，她拿起攝影機進入日本貧民窟；同年，中國人民大會通過三峽大壩興建案；隔年，她進入三峽庫區，認識張秉愛等移民。跨時七年的紀錄片《秉愛》於2007年獲日本山形電影節的亞洲新浪潮小川紳介獎，絕非偶然與意外。
「要想富，下水庫」---現代化擠壓下的中國農村
改革開放後「崛起」中的中國，正是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對於打工者進行嚴酷的剝削，城市快速的發展也以農村整體生計的破敗為代價。進入三峽庫區時，馮豔以為會見到依戀土地的農民們痛哭流涕的模樣。然而，隨著調查工作展開，她發現在庫區「很多農民都很興奮地要借機離開土地，有的人還花錢把戶口遷到庫區去，為了得到一些補償款。當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庫』」 。然而，在「開發性移民」的發展主義政策夢囈下，三峽這樣的大型發展計畫，其實際效應卻更像是英國十六世紀的圈地運動般，將離開賴以生存環境的失地農民工擠入城市，提供最低廉的勞動力。
秉愛，是當地淹水線下少數拒絕外遷的釘子戶之一，但馮豔紀錄秉愛並不是因為她拒絕賠償與搬遷，而是她們之間有著某種親近和平等。在馮艷眼中，秉愛不願離開，並非出於對於土地浪漫的眷戀，坡上的貧耕地同樣埋藏了痛苦的記憶與嚴苛的現實，和她的婚姻一般，是既無浪漫情懷卻也不可能割捨的關係。然而，秉愛選擇想盡辦法留下，與龐大國家機器推動的政策巨輪抗爭，為的是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因為身為勞動者的她，「只要還能動，在土里刨一天，就能有吃的」。
生活世界裡的抗爭
透過這部似乎是記錄著女性農民的婚姻、生育、勞作與遷徙的紀錄片，我們卻看見後68的日本與中國，也看見了我們自己。
在每日街頭上百萬人湧動抗爭的歷史高潮過後，剩下什麼？在發展主義意識型態儼然重新抬頭獲勝的時期，抵抗有可能嗎？
激情過後，小川的轉向是提出一種眼光與態度—一種人與人邂逅的喜悅，也是馮豔拍攝秉愛的介入位向與視角。小川說：「拍攝紀錄片，其實是在拍你和對象之間的關係」，社會運動又何嘗不是？
參考資料：
1.《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作者》，小川紳介著，馮豔譯，山根貞南編。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00813/
2. 《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彭小蓮作。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13509/
3.〈馮豔訪談錄〉http://my.tv.cctv.com/index.php?uid-344-action-viewspace-itemid-5321
4.崔衛平，2007，〈山形電影節獲獎者馮豔：慎用你手裏的機器〉，南方週末。網址：http://www.infzm.com/culture/whjj/200710/t20071031_29176.shtml
《秉愛》影片資訊
http://ironhorse.coolloud.org.tw/node/20205
(本文轉載自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