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從合拍片看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進程

◎吳月華

　　自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政府進行經濟改革，將1949年建國後建立的企劃型經濟政策，逐步開放為具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引來了世界各地的企業。隨著中國經濟急促的發展，文化和娛樂消費成為各界急欲開發的龐大市場，電影業是其中一個注目的項目，中國政府卻為這個未成熟的工業，建立了國家政策這道「赤壁」，以緩慢的速度進行改革，使本土的發行、製作、放映各個環節在政策保護下站穩陣腳，然後才讓電影業逐漸市場化。電影業一直是中國國民教育的重要部分，為避開世界各地資本家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大肆侵略，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電影業依靠政策，有規劃地逐步引入民營和外商的資金、技術和企業操作等資源進行改革，使電影業在國家機器的操控下，穩步地走過市場化經濟的道路。合拍片是這道「赤壁」下的「城門」，是港商和外商走進中國電影市場的起點。因此，本文會以三部在中國電影業市場化進程中，具代表性的合拍片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從製作、發行和放映三個方面，窺探中國改革後電影政策與市場化的相互關係。......（節錄自電影欣賞第133期）

鄉愁般的青春，抑或全球化風潮下的殘影與雜念~以《練習曲》與《六號出口》為例

◎姚立群

　　......儘管從年頭的《愛麗絲的鏡子》開始流轉青春的光影之際，就聽得一名電台廣播主持人轉述一個對於為何「迄今」國片中仍習見「頂樓加蓋」場景的不解之議──儘管言下之意，多半想要加深國片總不尋他法、一層不變的形象，卻也不意提醒了《愛麗絲的鏡子》可能附著了某種「時代精神」的殘影糾葛：未必人人樂見，卻是台灣電影中有趣的存在。這類存在，不單是表面上做為電影作品與現實社會關係之間的具體證物，它更因盤桓於幾個世代的作者「身體意識」之中，引人觀察還不斷誕生的電影中，有著什麼樣的演變或代換，可能變成記憶的重點，一個電影世界（未必是現實當下）中的時代象徵。

　　繼而，等到了《練習曲》與《六號出口》兩部分別屬於兩個世代的電影工作者（各有二十年、十年左右的資歷）的劇情片「首作」。

　　《練習曲》接連著掄得國際影展獎項、票房上千萬的《刺青》，與《六號出口》二片先後上映。二部首作在相近檔期中狂銷、熱演，不僅並陳台灣電影不同世代的創作面貌，更是在立意求工的技術努力下，讓台灣電影的銀幕上呈現出質量可觀並互有差異的光影紀錄。有趣的是，《練習曲》以個人的台灣環島單車之旅，揮出「告別青春」的手勢；《六號出口》藉台北西門町的少女失蹤事件，一展「哀悼青春」的祭儀──這些光影寄託於青春的身體性，扣合著地理上的訴求，以不同的空間設定及其景觀，饒富意味地疊合起來，正像要把「在地」的銀幕滿滿地填補起來。

　　的確，「青春」顯然在台灣電影的語境中，即使成為不了一個「題旨」，也是敘事上好用的「切入點」，只不過，待《不能說的秘密》與《色，戒》陸續以「青春」展演不同的時空追憶，接續在票房領空中更高地達陣，完成另一種（或者華人＝全球化的主流）製片的策略與其魅力，突然間，許多的提問像是不甘壓抑地迸發出來。而關於《練習曲》與《六號出口》二部首作，又是面對著今天的電影環境比較急切的。......（節錄自電影欣賞第133期）

一只《色，戒》兩條緊箍咒

◎鄭立明

　　浸身在時間的藝術，若不讓一波波的時光之潮，流過它時打出幾個漩兒、泡沫，就無所謂永恆。而類型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隨著時代潮流而搖盪的幅度就更大了。要談談李安的電影，就不能不談談這些漩兒、泡沫的。尤其是他也在波濤中挑中了張愛玲，看這漩花兒入了迷。

　　張愛玲《色，戒》這篇不算頂好的小說，以「偏差」的力量，激起了浪花。不管是外頭議論紛紛的還是心中的萬千糾葛。只因那其中有世人所認定的「偏差」，雖然她寫這偏差還算含蓄。在1983年，卻有人認為漢奸不值得歌頌而詆毀她。若是再寫得大膽些就不知會命運如何了？不過，就因她現實上與胡蘭成的一段感情，這些文字就令咀嚼者藏了許多滋味。

　　若說藝術與真實要截然二分，當然也是欺外行的話。藝術家也是人，生活與創作當然互相影響，然而，小說家不斷的要截斷這個外面的是非，除了為隱私自衛的理由之外，當然是這些議論難免限制了虛構所創造出來的可能。

　　《色，戒》更大的力量，一樣藏在「偏差」裡面，就因為小說家的「偏差之愛」，可是比王佳芝的間諜風雲更驚世駭俗的。彼時還有《女漢奸醜史》這樣的書，把她列為「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妾」。張胡二人被認為是「嚴重偏差」的壞榜樣，要出書攻訐以儆效尤。然而，那判定偏差的規矩是什麼？張愛玲大膽試圖挑戰，卻欲言又止。......（節錄自電影欣賞第133期）